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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之后再无罗马,秦汉之后为啥中国能有大唐?

2018年5月24日 11:17    浏览0次 已有评论(0)

汤因比(1889-1975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对历史有独到的眼光。其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及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汤因比的中国观最初成形于1931年出版的《中国之旅见闻录》,最终成熟于1972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插图本)》。他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预测: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如果成为一体,这个东亚共同体将来会成为未来世界的中坚力量。

汤因比划分时代的一般性条件,首先是属于前代文明的大帝国的崩溃、民族迁徙,即要经历相当长时期的蛮族入侵,接着是以这个帝国解体期新形成的宗教为中心,进行文明革新。这样的过程已成为希腊模式历史构成的一部分,而中国模式也能与之一一对应。

崩溃的罗马大帝国对应的是汉王朝,蛮族日耳曼人对应的是鲜卑、匈奴,而作为新宗教的基督教对应的是大乘佛教,后继的西欧、拜占庭文明对应的是隋唐以后的中国文明。但二者之间又形成鲜明的对照,即希腊文明与西欧、拜占庭文明之间是断绝的,而从汉到隋唐文明则是连续的。

汤因比认为,在中国,由于增添了希腊文明中不曾存在过的传统社会要素,即支撑大一统国家官僚体制的文人阶层的存续,因此产生了与希腊史不同的对照性的现象。

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正是在相互对照中才发挥出它们真正意义的,而希腊—中国合成模式却通过把二者合而为一,“以人类的语言说明其全部的历史阶段”,这就像是要把人类的历史事实转化为以道德眼光看待的道德故事。汤因比在取消时代分期后,没能给予文明连续中的断绝现象以合理的评价和相应的地位。

在汤因比此前的学说中,时代分期的一般性条件中最终的决定因素在于,大帝国崩溃后,再现的文明是否由新宗教—无论是从大帝国还是分裂的国家中产生—承载着这一点。蛮族以怎样的形式参与新文明、新帝国的形成也不是重点,核心在于他们的宗教是否变为承载新时代的宗教形态。在拜占庭,东罗马帝国之后尽管重现了统一帝国,保持了帝国的连续性,但其文明的性质却被基督教改变了。

然而,汤因比在撤回对中国文明的时代分期时,作出的解释与拜占庭相反,着重强调隋唐复兴了前代的大一统国家,否定中国发生过文明的转换。他认为在中国使大一统国家运行的官僚阶层的连续性仍然保持着。在同样取消了时代划分的印度,则在于存在着祭司阶层、婆罗门的连续性。而在美索不达米亚,或许与相继兴起的大一统国家一并考虑的是祭司阶层(麻葛)的连续性。但是无论如何,如果不能对其间发生的宗教性风土的激变、新宗教的兴起以及它们带给新生文明性质上的巨大变化作出统一的说明,上述见解就难免令人难以信服。

总之,汤因比撤回时代分期,是因为在中国、印度、美索不达米亚,他都看到了相比宗教上的断绝,后继的大一统国家、中坚阶级的沿承这样所谓社会要素的连续性的意义更大。而在拜占庭与其相反,宗教断绝的意义大于社会的连续性,从而对之进行了时代划分。也就是说,两种类型的文明都认为宗教的变化是文明分期的根本因素,这一点是一致的。但是这就需要找到使希腊-中国合成模式可以适用,同时对取消时代分期的三个文明中宗教上的变化也能赋予合理意义的方法。

摘自《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的中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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